《茶馆》：王笛，成都，三千家茶馆，这座城，就泡在茶叶里
每个初到成都的游客都会注意到它悠闲的城市性格，市民喜欢在茶馆里摆龙门阵，民国时许多记载都证实“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别休闲”，尤其下午时分，整个城市仿佛都沉浸在似睡非睡之中。当时仅五十万上下人口的成都有六百家茶馆，而今天甚至已达到三千家以上。有民谚不无夸张地说：“茶馆是个小成都，成都是个大茶馆。”
确实如此。茶馆有好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：它对任何社会阶层开放，因此汇集了几乎所有社会群体；它是一个事实上的社会中心，普通市民常常在那里开始和结束他们的生活；它也是一个舆论平台，人们在此交流信息、意见甚至流言蜚语，在成都，最早的戏园从茶馆中衍生，这与北京正好相反，在北京最早的茶馆产生于戏园。
在这个特定空间里，社会实际上处于一种富有弹性的自我调适之中。成都人一度甚至将茶馆视为“民事法庭”，彼此有纠纷时就去茶馆讲理，除非谈判破裂才走向法律诉讼，由此还产生了一个特定的方言词汇“吃讲茶”。如王笛所言，这也反映了地方社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治，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力量。
清末以来，精英阶层常常强烈地表现出一种改造传统城市和大众文化的意图。在全国各地，城市卫生和大众的行为举止都成为有待改进和规范的领域，它们都归结为一个词，即“文明”。正因为城市清洁是衡量“文明”成都的重要指针，这种改造、控制的意图，与茶馆的调适，几乎贯穿着晚清民国期间成都的整个历史，用本书中的话说，“茶馆是一个微观世界，显示了现代城市改良的理论和实践的几乎每一个方面。”
《茶馆》像一台高倍显微镜，细致地揭示出茶馆在成都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：茶馆是私人生活的延展，成都人在那里喝茶、刮胡子、洗脸、掏耳朵，茶馆也是公共生活的终端，成都人在那里听书、看戏、聊天、臧否人物、议论时政；茶馆是社会生活的缩影，上演日常纠纷、行业争斗以及暴力仇杀的戏剧，茶馆也是政治斗争的堑壕，国家权力的挤压、下层民众的消极抵抗，各种力量在此反复拉锯。而这些历史图景的重构，得益于王笛的“微观史学”以及生动手笔。
当然，《茶馆》并非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。比如，就国家和社会、现代性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关系而言，是不是国家和精英一定是作为负面意义存在的？王笛将茶馆比作“抵抗现代性的桥头堡”，那么现代性带来的生活方式是否都是值得批判的？王笛认为茶馆的茶客们在吃茶、娱乐、游戏中，无形间实现了对国家规训和精英文化的反抗，是否有过于溢美之嫌？大众文化是否有其完全意义上的正当与合理之处？其实，在这方面，可能还是要因时因地，根据情况，条分缕析，作分别对待之论。
不过，微瑕不掩瑜，王笛通过《茶馆》所体现出的价值关怀总是值得给予十二分的肯定。除了对权力的警惕和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以外，还可以看到他对历史上小人物毫不掩饰的敬意和尊重。王笛始终认为，一部中国历史，如果仅描写上层精英绝对不完整，实际上创造历史的，是那些真正的芸芸众生。他们并非官方史学中宣称的“人民总体”，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人。
人生而平等，各具尊严，可是在官方史书和宏大叙事的遮蔽中，小人物始终无法发己的声音。王笛以及众多新文化史学者的努力，以及其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书写，让小人物开口说话，为历史真正属于“人民大众”，提供了一种最大程度的可能。